弄潮 | 付建林与上海的情缘 |

作者:上海义邦聚合材料有限公司 浏览:

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的《上海纪实》12月21日刊登了易邦特品牌创始人付建林先生的专访文章,现将全文分享:


反应釜外观像“炼丹炉”

      临港奉贤园区的第9号楼门口,一位长圆脸庞中等身材精神抖擞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出来接笔者。他就是回国创业的美籍华人付建林,他从2009年起,创立了上海义邦聚合材料有限公司。他是美国迈阿密大学硕士研究生,在高分子聚合材料性能与配方的研究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他的公司已拥有五大系列30多个产品,打破了国外对高分子材料修复技术的垄断,产品用于核电,火电,石油及化工等领域。
      付建林陪笔者参观他的工厂,9号楼底层,是他的工厂兼仓库。首先跃入笔者眼帘的是一排9个不锈钢 “大锅”,这是高分子聚合材料反应釜,外观有点像太上老君的“炼丹炉”,耐腐蚀耐磨损耐高温的新材料,就是从这些“大锅”里炼出来的。付建林告诉笔者,一个反应釜能生产500公斤。厂区面积很大,看上去比一个足球场略略小一点。3楼是实验室。一排排的桌子上,放着几十个湖蓝色的塑料大碗,每个碗里,都是灰黑色像搅拌过的水泥模样的糊状物,这是付建林在做高分子材料配方实验,靠墙竖着一叠镀锌钢板,每一块钢板上,都刷着几十道面积像一块砖头那么大小的灰黑色糊状物涂料,刷上去是湿的,干了后坚硬又耐磨。他在实验,怎样配方最合适,一次能刷多少厚度,足够厚又表面光洁没有滴漏,就是上品,能省工省料还质量上乘。笔者说:“你这工作也太枯燥单调了。”他说:“我觉得其乐无穷。”
      走到2层楼他简朴的办公室里,笔者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他拿出一支烟问笔者:“您抽烟吗?”笔者摇摇头。他点上火,带点调侃地问:“您写文章的人,不抽烟?”笔者答:“戒了。”他接着问:“那您喝酒吗?”笔者答:“以前天天喝,现在只在朋友聚会喝。”他说:“我每天都喝。”他这么一说提醒了笔者,刚才进门笔者就发现,就在一楼楼梯口,放着4大瓶5升装的酒,2瓶威士忌,2瓶伏特加。他向笔者解释:“我下班后,先跑步5公里,下雨就在地下车库跑,风雨无阻。跑步结束,弄点酱牛肉和别的菜,开始喝酒,不吃主食,主食我在早餐午餐吃。晚上10点半睡觉,一觉睡到早上7点起床,中间不起夜。一觉睡醒,一整天精神十足,中午我也不睡午觉。” 笔者听明白了,他抽烟,他喝酒,都是为提振精神,是为了能聚精会神地工作。
      这是笔者第二次采访他。第一次在临港采访后,笔者与他互加微信,笔者在微信上发给他列有17个问题的详细采访提纲。一周后,他在微信上认真地回复了笔者的提问,这让笔者对他的人生已有大略的了解。他说,笔者详细的采访提纲让他沉浸在对往事深深的回忆之中。这正是笔者期待的状态。
从小就是爱读书的孩子
      付建林1962年出生于北京,就读于北京北太平庄小学,在北京一所普普通通的123中学读完了初高中。小学时,读书成绩全年级第一,一直担任班干部。由于60年代是人口出生高峰,在小学里读完初一,初二时才正式升入中学,那时“文革”尚未结束,教育秩序乱,教学不正常,到了初二时,“文革”结束了。在班主任果老师——一位妈妈一般慈祥的老师精心调教下,付建林开始恢复学习。初中升高中时,学习成绩已达到可以考取中专学校标准,果老师专门来家里进行家访,做付建林母亲的工作,说国家已经开始恢复高考,您的儿子是块读书的料,让他选读高中,准备考大学,即使考不上大学,再上中专也不迟。母亲同意了。付建林就更努力地读书学习,到高中一年级时,开始划分快慢班,他就升入快2班,到高三时升入快1班,1980年,他参加高考,顺利考入上海机械学院低温制冷专业。那一年,付建林所读的123中学,全校只有两个人考进大学,那一年,升学率只有3%,那一年,在付建林住的那个大杂院里,他是第一个大学生,可自豪了。
      付建林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父亲在北京市木材公司给领导当司机,母亲是饮食服务部门的基层领导,家里兄弟三个,他是老二,自从在果老师精心调教后认真读书起,父母从未过问过他的学习。
      1980年考入上海机械学院低温制冷专业后,他人生第一次离开北京,那时坐火车到上海要坐22个小时,哪里像现在4个小时就到了!进入大学后,他感悟到,学习之外,还要锻炼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他在高中时,已是班长和团支部书记,进入大学后就担任生活委员,他是北京人,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就去机械学院广播台担任播音员。大学生活很是充实丰富,学习之外,他要去采访,写新闻稿,然后自己在广播里朗读。学校广播台一年要举办两次立体声音乐会,在学校大礼堂里,放立体声音乐,同学可以递条子点歌,还请来流行歌手沈小岑到学校演唱。广播台举办的丰富活动,吸引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立体声节目记者与上海电视台记者前来采访。
      开心的四年大学本科生活很快结束,付建林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隶属机械工业部。他在读大学时已养成活跃好动的性格,到研究院里,他也表现得很灵活,开会时,他看到哪个领导的水杯里喝完了,马上就提着保温瓶续上开水。一个机械部离休的副部长觉得付建林为人热情机灵,喜欢他,到哪里出差都愿意带上他,几乎成了这个副部长不在编的秘书。八十年代,是火热的改革开放兴起的年代,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几乎每个人的工作热情都很高。付建林毛遂自荐,在研究院负责筹备成立食品机械研究所,后又从事食品所经营工作,主要负责承揽课题及科研成果转化,这个实践经历,培养了他经营企业的才能。
      1990年,他觉得研究院工资太低,想去外企工作,报名参加了托福培训班,托福班里的学员多是应届生,只有几个年龄大点的人,在托班里认识了好朋友刘昭,也是个年龄大的人,是美国惠普公司北京公司的技术人员,刚从美国培训半年回来,刘昭对付建林说:“出国留学好啊,你一定要去美国留学。”付建林没有强烈的留学意愿,只想着拿个英语成绩,好去外企就业,就参加了托福考试,考了580分,及格是550分,考完后,刘昭对付建林说:“想要去美国留学,还要考GRE才行。”付建林又和刘昭一道报名参加北京大学GRE培训班,刘昭考了2100分,顺利被美国宾州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录取硕博连读。1500分是及格,付建林分数不及格。刘昭鼓励付建林说:“你要再去考,我在美国等你哦。”付建林又参加第二次考,考了1800分。付建林联系了美国10所大学,心想有人要就去,没人要就去外企工作。没想到很顺利,付建林拿到了美国迈阿密大学全额奖学金,在美国大使馆顺利签证成功。
艰苦的“洋插队”生涯
      付建林回想起来,他的人生最艰苦阶段,是1992年去美国读研究生,同时又要负担起一家三口生活的日子。怎样形容这种艰苦?付建林用了三个字:洋插队。
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
       付建林是92年7月前往美国迈阿密大学读机械工程专业研究生的,全额奖学金每月800美元。这些钱,也是当导师助研的报酬。他与另一个印度留学生,要当好导师的助手,协助导师写出课题论文。他的导师是马来西亚华人,只会说英语,兼带会几句客家话,不会说中文普通话。导师当时是副教授,研究的课题是医疗废弃物处理。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环保课题,这篇论文写成功了,导师就能升为终身教授。导师对这篇论文非常重视。付建林的工作,是在当地两所大型医院收集数据,比如医院要购买多少数量的塑料用具,纸尿布等,再统计垃圾里含多少塑料,与采购量和废弃物对比,废弃物是在医院的焚烧炉里焚烧的,最后得出废弃物产生了多少污染的结论。
       要完成这个课题,白天必须去医院采集数据,晚上6时,再回到学校上研究生课程,下课回宿舍,先完成课堂作业,接着统计处理白天从医院采集来的数据,非常辛苦。但辛苦不是艰苦。那个时候年轻,累了,睡一觉又满血复活。艰苦,就是人又累,还非常贫困,生活过得很拮据,捉襟见肘。
       1992年7月付建林去美国前,正怀孕的妻子,挺着大肚子,在他在内裤上缝个口袋,装进家里仅有的1000美元。飞机半夜里到洛杉矶机场,付建林进入厕所,小心地从内裤中取出100美元,到机场银行换成零钱。现在回想起来,感觉真是狼狈不堪。
      第二天上午,飞机在迈阿密机场降落后,付建林坐出租车去迈阿密大学,下午2点钟在大学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导师。导师说:“你就等在原地不要动,我叫一个中国留学生来接你。”这一等就是3个小时。因为那个留学生先去联系学生宿舍了。下午5点钟,中国留学生来接他,先去他家里吃了一碗方便面,然后开车送他去留学生宿舍。
       一室一厅的留学生宿舍住进6个中国留学生,大多是应届生,只有付建林是一个30岁快要当爸爸的大龄男生。大家用床单铺在地毯上,一个卧室住了6个人。付建林说,这和当时的中国农民工没啥区别。
       刚来美国,付建林不会电脑打字,交给导师一个手写的课堂作业。导师说:“我不接受手写报告。”付建林去请教一个中国留学生如何打字。好在,迈阿密大学的研究生有专门办公室,学校里仪器先进,十几台电脑随时可用。付建林一夜不睡,打出三页纸的课堂作业交给导师。
      付建林刚来美国,英语能读能看,口语不好,听不懂也不会说。第一年读书读得很累,上课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晚上回宿舍补读课本,才能理解导师上课讲的内容。
      一个中国留学生教付建林,你听不懂导师的话,不能表示听不懂,你要朝他微笑,然后就点头“嗯嗯”。付建林记住了。有一次,导师在周五中午向付建林布置工作,付建林就如法炮制,混过去了。没想到,到了周一,导师向付建林要数据,付建林拿不出来,导师才知道付建林口语不行,没有听懂,当场就发了脾气。导师以后布置工作,就写在电脑专属付建林的邮箱里。导师采用书面语言与付建林交流之后,沟通就很顺利了,再也没有误过事。
      每天早上7点,付建林就起床了,他先到地铁超市,专挑快过期的甜甜圈,0.99美元10个,放进书包里。先吃2个当早餐。然后去医院,调查医疗废弃物,收集数据,记在笔记本上。中午,跑到室外,花0.25美元买一杯咖啡,吃2个甜甜圈,喝杯咖啡,就是午餐。抽烟,买不起香烟,去超市买塑料盒装的烟丝,拿张纸,用舌头一卷,就是一支烟。晚饭,从超市买成箱的方便面,取出2包放进锅里,加一个鸡蛋,再煎一个超市买来的牛肉饼,吃完去上课。偶尔,花1.99美元,买来一大袋鸡腿,炖了一锅,香气飘满房间,同宿舍6个人,大家解解馋。
      留学第一学期,为适应繁重的研究生课程,为完成导师的研究课题,付建林没有去打工。第二学期开始,他买了一辆2000美元的二手车,兼职到中国餐馆送外卖。他的妻子,在他到迈阿密5个月后,于1992年12月在北京生下儿子,快要来美国当陪读夫人了。他给儿子取名付梦达,意为梦里也要见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留学的爸爸。他不打工攒些钱,到时连房子都租不起。他用空余及间隙时间去打工,开车送外卖。从那时起,付建林就意识到,只要能挣钱养家就行,生存是第一位的,人生,哪有什么自尊可言。除了送外卖,他还利用假期帮一个当地的台湾施工商盖房子,92年迈阿密正好赶上美国50年一遇的安德鲁飓风,迈阿密是飓风登陆中心,很多在飓风登陆区域的房子,屋顶都被台风刮跑了,台风过后,付建林每天五点起床,和几个留学生一起帮着台商盖房子。那时,中午花4美元吃一个汉堡,成为奢侈的享受。因为,他打工1小时,才赚4个美元。
      付建林至今还很感恩他同一个导师门下的师兄、台湾人叶绍基给予的帮助。叶绍基是在台湾出生的,父亲是1949年大陆赴台人员。付建林的妻子要来美当陪读夫人,需要银行存款证明生活有保障。是叶绍基借了3万美元给付建林,银行才开出证明。尽管钱第二天就归还了,但也证明,同为中国人,血浓于水啊!
与叶绍基师兄合影
      1993年10月,妻子抱着10个月大的儿子来美国陪读。付建林租了一套2房1厅的房子,一家三口住大间,小间出租给一位中国留学生住,这样能缓解房租压力。那时,付建林每月打工挣1200多美元,比奖学金还高,只是他养家兼读书,压力太大。每天早上他离家时儿子还没醒,打工回来时儿子已经睡了,很长时间看不到睁开眼睛的儿子。夜晚送外卖后开车回家,付建林看着路上的灯光,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心情很灰暗。但作为男子汉,无论是在学校被导师训斥,还是送外卖太劳累,回到家里从不向妻子说起。一天,妻子几近绝望地问他:“这种生活何时才能结束?”他说:“熬吧,熬到毕业,找到工作就好了。”那3年光阴,是他在美国最艰苦的日子。

成为贝尔佐纳公司副总裁
      1994年,付建林一边打工,一边读完学校研究生课程的必修学分,同时也完成了协助导师课题研究的工作,将当地医疗废弃物造成污染的调查数据写成论文,与导师一起署名,发表在美国一流刊物《环境科学》杂志上。论文发表后有了影响,导师如愿升为终身教授。
与导师副导师,迈阿密退伍军人医院工程部经理合影
      课题结束后,付建林奖学金没了,他就开始了自己在美国将近半年的全职打工,一边给两家中餐馆全职送外卖,一边开始找工作。每天早上,他先去书店翻看美国各地报纸的招工信息,把联系方式记下来,再去送外卖。晚上开始准备个人履历,第二天将履历传真到招工单位,接着就是漫长的等待。一天,见到报纸上广告栏里登了贝尔佐纳公司招聘亚洲区经理,付建林兴奋起来了。贝尔佐纳是全球高分子聚合材料领域的领导者,在全球120多个国家设有代理商。它在英国的公司是贝尔佐纳的生产及研发基地,美国迈阿密总部是全球市场及培训中心。他投了简历并获得了一次面试机会,面试后就没有任何音讯了。这让付建林非常失望。
      同是迈阿密大学毕业的北京人师姐张黎伸出了援手,付建林去师姐张黎所在的公司做了全职记时工,工作是检测迈阿密市区里的下水道现状,并测量内部硫化氢含量,那时,他每天开车沿着下水道主管线,与一个黑人青年一起,将车停在路中央,周围摆上警示标志,打开井盖,做检测,做记录,周而复始。
      一天,他又看到芝加哥先锋报上的招聘信息,是贝尔佐纳公司芝加哥代理商招聘工程师,于是,他又投去简历。几天后,贝尔佐纳公司打电话来,问他是不是一个月前来应聘过,他说是的。公司让他再去面试一次。后来他才得知,是贝尔佐纳公司芝加哥代理商看到他的简历后,将简历直接传真给贝尔佐纳公司老板。贝尔佐纳公司创始人兼老板史文森先生看到后,让总经理再试一次,并亲自对付建林进行面试,还对他进行书面考试,书面考试是美国专业机构出卷并评分,当时考了五个小时,几天后考试成绩出来,评价是优秀。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是金子总会发光!付建林于1994年12月顺利地进入了贝尔佐纳公司,成为贝尔佐纳公司自1952年创立以来雇佣的第一位亚洲人,招聘岗位是亚洲部经理,付建林进入公司后,先要熟悉产品及应用,并承担起产品在水泵上应用的设计模板,设计模板工作尚未完成,老板就派他去中国调查市场销售情况。
      他首先去了香港,拜访了香港代理商,然后到了上海,那时,贝尔佐纳公司已于1990年在上海建立了一个代理商,设在上海医药研究院内,每年订货量很小,是全球代理商中订货量最小的,付建林前去拜访,并要求他们召开在中国各地的分代理商会议,了解情况后返回美国。回到公司后,他向老板史文森先生强烈建议:在中国不能只设一个代理商,要求公司总部在中国布局设立多家代理,建议公司让他全权负责中国市场。在这之前,中国市场是由贝尔佐纳英国公司负责的。老板同意了付建林的建议。
      巧合的是,付建林回中国之前承担的解决水泵气蚀项目,在他离开期间,没有任何人能够接手,他回去后花了一个月就完成了。这也让老板史文森先生感到震惊,就让付建林在迈阿密召开的贝尔佐纳公司北美代理商会议上,给北美代理商讲解气蚀在水泵中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贝尔佐纳产品在抗气蚀的机理是什么,付建林充分发挥出学机械低温制冷的专业知识,在20分钟的讲解中,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水泵中气蚀产生的原理,怎样来修复水泵气蚀。20分钟讲解结束,与会者及老板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会后,老板史文森找他谈话,问他,你现在多少年薪?付建林答:3万多美元。老板史文森给加了1万美元,还说:“你值这个价格。”老板的重用,奠定了付建林在公司的地位。
      经过2年的努力,付建林在中国建立了6个代理商,打开了贝尔佐纳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局面。在付建林进入公司2年后,他成为公司美国总部三个副总裁之一。随着收入的增长,他在迈阿密买了带泳池、有半亩地花园的大别墅,妻子做家庭主妇,儿子在当地学校读书,全家在美国的生活安定下来了。
贝尔佐纳中国代理商会议
      他与师兄叶绍基家很近,才隔了5条街,师兄叶绍基生了三个孩子,二女一子。两家人常常周末聚会,气氛温馨。付建林还常常请迈阿密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周末来家里吃饭。把菜摆在厨房里及阳台桌上,用一次性餐具,自取自用,很随意的,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过春节时,付建林会约好迈阿密10多个华人家庭来自己家里聚会。他的大别墅能够容纳很多客人。他拿出从中国带回的高度白酒招待客人,在后院游泳池边上摆上几张桌子招待大家,一直喝到深夜,每次总要喝倒几个人,这都是思乡情啊。
      假期里,他开车带着妻儿,去新泽西州看望居住在那里的好朋友刘昭一家,两家人一起开车外出游玩。
迈阿密随拍
与儿迈阿密海滩游玩
陪儿子野营
在贝尔佐纳公司工作的10年时间里,他的生活很有规律,在美国待上3个月,然后回中国待一个月。到2005年,已经为公司在中国建立了15个代理商,在越南建立了两个代理商,轮到在中国待的一个月里,他与各代理商拜访他们的客户,他去推广产品,为客户举办产品应用讲座。每年还要召开一次中国代理商会议,为代理商举办技术与销售培训。10年时间里,他在中国举办了上百次的讲座,使贝尔佐纳这一品牌在中国市场进一步建立起来并获得认可。在美国工作期间,经常参加贝尔佐纳公司全球会议,经常去贝尔佐纳设在英国的生产基地兼研发总部开会。
贝尔佐纳技术培训会
       如果付建林是个安分的人,他的人生应该稳定下来,止步于此了。这是他驾轻就熟的工作,多么安逸的日子啊。可惜他不是,他是个不安分的人,他是个一直要往前走的人。
       1990年代,中国发展速度之快让世界震惊,他每次回国,都能感受到中国各城市发生的变化,他心里也冒出了回国创业的冲动。有一次在上海海伦宾馆一楼的505酒吧里,他和一个上海的朋友喝酒时,看到窗外南京路熙熙攘攘的人群,他对朋友讲:“我想回来闯荡上海滩!”朋友问:“你的理由是什么?”他说:“第一,现在国内发展很快;第二,我在贝尔佐纳公司已经到顶了;第三,根据我对国内代理商的了解,国内代理商很不规范,与美国代理商的正规化及专业化程度相差太大,我的直觉,如果我回来做,应该会更有优势。因为我了解美国,也了解中国。”
       付建林之所以至今还记得海伦宾馆505酒吧,是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对人说起要回国创业的意愿,多年之后,验证了他当初的冲动是正确的,是符合理性的。
新世纪,在上海创立新公司
       2001年,付建林鼓励家人与人合股在上海注册了公司,名为上海义邦企业配套服务有限公司,并开始对员工进行正规化,专业化的培训,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以这种正规化专业化的姿态进入中国的核电厂,为核电厂提供专业化的施工服务,用国外高分子聚合材料为核电及火电厂的设备、特别是要用海水进行冷却的系统及相关设备进行现场修复及防护,使设备能在短时间内恢复运行,解决钢铁设备被海水侵蚀腐蚀问题。高分子聚合材料耐腐蚀耐磨损耐高温,被称为是“修复工业设备的医生”。
      付建林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创业,理由是:第一上海是国际大都市,经商环境好,第二上海周边的江浙客户企业较多,有利于开发客户,而江浙企业多为大型国有企业,较易接受和适应国外的先进技术及正规化服务。
       2005年,由于贝尔佐纳公司创始人兼老板史文森先生在80多岁高龄时摔了一跤后不幸去世,引发公司管理层大更换,付建林离开了工作10年的公司。这10年的工作经历让他熟悉了美国公司的管理模式、管理理念,他也熟悉了高分子材料的基本原理。离开公司后,由于与贝尔佐纳公司签订不竞争协议有一年的保护期,期限过后,付建林与英国索泰公司联系,该公司也是一家从事高分子材料的生产商,他经过考虑后,成为索泰产品中国代理商,产品推广很顺利。
       可惜,到了2007年,英国索泰公司被美国3M公司收购,收购后产品价格猛涨。付建林看到3M新品的价格后,感觉没有办法再合作。这就让他萌生了自己生产高分子产品的强烈意愿。他虽然不是高分子材料技术专家,但是,在贝尔佐纳十年,他熟悉生产流程,知道产品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付建林有着不服输的性格,他想做的事,一定要做成。
       付建林开始联系几家国际知名的原材料供应商,与他们交朋友,讨教树脂与固化剂的反应机理,不懂就去问原料供应商,全世界大的材料供应商,他都去请教过,其中一个供应商代表,是学习高分子专业的,详细地为付建林讲解反应机理,使他茅塞顿开。他找来一大堆相关书籍,天天学习,同时悉心研究原材料。他买了一台小型试验机,向供应商索要原材料小样,在办公室里开始尝试自己研发配方,他将高分子材料、固化剂混合,初步试验后,与国际品牌产品外观形态类似,也是泥状的,也是湿润的。这让他信心大增,开始让员工出去找仓库厂房,于2009年正式成立上海义邦聚合材料有限公司,办公室设在杨浦区航天工业园内,实验室搬到平凉路军工路交界处原航天工业部一个半导体工厂车间里,自此走上自主研发道路。
      他采购了大量的实验设备,以检测配方产品的各项技术指标,配备了可以生产50公斤的第一台反应釜,开始正式验证配方产品。产品研发过程异常艰辛,那时的杨浦半导体工厂,条件较差,实验室在车间的一个角落,没有空调,夏天热冬天冷,尤其是夏天做一次试验就汗流浃背。付建林不断地对配方进行调整,找出最佳的配方比例,有时一个产品的配方要调整上百次,当一个产品配方经检测定型后,他内心有极大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上海义邦聚合材料有限公司成立时注册在虹口区,由于租用的厂房在杨浦区,决定将公司注册地迁至杨浦区,当时杨浦区五角场园区,现在叫杨浦区投资服务发展中心七分中心的蔡老师对“上海义邦”迁转帮助很大,迁转过程中,蔡老师了解到付建林是美籍海归留学人员,鼓励他参与杨浦区对海归留学生创业的扶持计划,他帮付建林联系到了杨浦区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的张小川部长,张部长来“上海义邦”考察后,很吃惊的对付建林说:“你都搞成生产型企业了,我们资助扶持的企业多是在商务楼里,而你已经形成产业了!”张小川部长鼓励付建林去申请杨浦区海归留学生企业的3310扶持项目,付建林参加了3310项目路演,并顺利地取得3310 B类扶持,获得3年资助60万元的计划,虽然资助金额不大,但让付建林充分感到政府对海归留学生创业的关注,同时也带来极大的荣誉感。本来,付建林已形成美国式观念,企业是他个人的,只要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不会去关心政府的政策。现在他懂了,在中国办私人企业,取得政府的政策支持很重要。从此,他懂得做事要依靠园区。
公司搬到临港奉贤园区
      2011年,杨浦区航天工业园区面临计划拆迁,园区正式通知园区内企业,合同只能签订一年,如果一年后没有正式拆迁可以再续签,面临这种必须搬走的情况,付建林开始着手寻找新的厂房,事有巧合,正好临港集团奉贤园区正在进行三期厂房招商,招商企业必须是含高技术企业。园区招商中心的专员从杨浦海外高层次服务中心网站上看到了“上海义邦”的有关信息,就约付建林见面商谈。付建林担心公司产品属于化学类产品,是否能进入园区?奉贤园区了解到,付建林公司生产过程中没有污水,没有挥发物、化学物排放,只有用完的原料空桶,属于固体废弃物,得知付建林公司产品属于高分子聚合物,并有第三方检测报告,报告对比了“上海义邦”产品与国外几家,如贝尔佐纳及3M产品的报告,认为产品技术已达国际水平,正好园区二期有一家为风电叶轮生产涂料的公司,于是第二次约了园区副总来 “上海义邦”考察,最终决定以新材料名义将“上海义邦”引进园区,这样,付建林就顺利地签约奉贤园区三期,并于2017年6月搬迁至临港奉贤园区第9号楼,至此,“上海义邦”的形象获得了很大提升,研发及生产条件获得很大改善。
      付建林很爱临港,这里空气新鲜,临近大海,与他居住在美国迈阿密的郊区大别墅的环境很相似,特别是临港管委会及临港集团园区的高效办事效率,令他印象深刻。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目前付建林创立的 “上海义邦”已经形成了五大系列三十余种产品,这些产品可以根据设备的运行工况,选用不同的产品,对各种工业设备进行简洁高效的修复及保护。“上海义邦”目前可以对标贝尔佐纳及其他几家国家高分子生产商产品,产品技术指标相当,是国内同类型中是唯一一家与国际品牌从系列品种到产品技术指标相当的公司;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打破了长期以来被外国品牌垄断市场的局面,目前 “上海义邦”的产品已经在国内拥有30多家代理商,应用在核电,火电,石油及化工等各个工业领域。
      付建林为了表明他在临港奉贤园区长期发展的决心,将他们家“付二代”、儿子付梦达带回国了。儿子10个月大时,随母亲去美国,在美国读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母语是英文,大学毕业后,付建林动员他来上海与爸爸共同发展,在公司负责国际业务,儿子已经适应国内的生活环境,并在2020年与一位北京姑娘结婚成家。儿子刚回来时,中文讲得不太好,中午在外面吃快餐,每顿吃大排面,因为他中文只会说大排面。刚回来一年半时,付建林的一个客户问付梦达,回国多长时间了,儿子答:一个半年,客户晕晕的听不懂,付建林连忙解释说是一年半,客户大笑,儿子很是尴尬,事后儿子问爸爸,为什么可以说一个半月,为什么不能说一个半年呢,爸爸也不知如何回答,经过几年的适应,儿子中文不再会闹那种笑话了。
儿子付梦达与妻子
2019年8月,在临港新片区成立大会上,付建林获得了上海市人社局颁发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证书,2019年10月,在中国留学生创业园成立25周年庆祝大会上,付建林被邀请作了“我与上海的情缘”主题演讲。2020年,付建林荣幸当选上海欧美同学会临港分会理事。2020年8月,在上海海外人才发布会上,付建林拿到了上海首张海外高层次人才10年居住证。作为首张10年期居住证获得者,他被邀谈感言,在发言中他又一次谈了他与上海的情缘,付建林满怀深情地说道:“我公司设在临港,我在临港买了公寓。在美国生活时,我住在郊区,我从一个美国的乡下人变成了上海乡下人。我于今年初,顺利获得中国绿卡。为了能让公司长期在临港发展,我把我家‘付二代’从美国搬到上海定居,与我一起共谋公司发展,目前由于疫情原因,只有妻子一人留在美国。我从小在北京长大,在上海读本科,毕业后回北京工作了8年,又在美国读书工作生活二十多年,我的成长经历简单而又丰富。去美国时,内裤里缝了口袋,装着1000美元。现在我回到上海发展,脚踏实地研发和开拓市场,我要把每个产品做到极致,选择最好的原材料,生产出一流的产品。我的目标就是将我的企业走向国际,我正在为高分子材料中国造的梦想努力奋斗着。我深信我的梦想终将在临港这片土地上最终得以实现,这也是我与上海与临港的情缘吧。”
在留创园25周年庆祝会上做主旨演讲
获得上海人社局海外高层次人才证书
获得上海首张十年期海外人才居住证
      这段充满感情的话,是付建林的真心话,概括了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人生经历。
      笔者正要结束采访时,办公室门被打开,闯进一个高大结实带着眼镜的小伙子。付建林站起来给笔者介绍:“这是我的儿子付梦达,我们家的‘付二代’。”笔者上前摸摸“付二代”的手臂,圆滚滚的,都是肌肉。笔者说:“看来你和你爸爸一样,也是一位体育运动爱好者啊。你这么棒的身体,一定能和你爸爸一起,实现‘高分子材料中国造’的梦想。”
与儿子付梦达合影
      笔者告别时,付建林站在临港奉贤园区9号楼门前,挥着手送别,等笔者驾车离去后,他才走进楼里。此时,大伏天的太阳正火热地照耀着大地,道路两旁的花草树木,在阳光的照耀下,正蓬蓬勃勃地在生长,生长。


本文作者:
朱大建,高级编辑,《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辑,上海作协理事、散文委员会主任,《上海纪实》电子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著作《时代风采录》《上海滩新“大亨”》《心弦之歌》《灯下文谈》《灯下文谈全编》《域外萍踪》《静夜凝眸》《从故乡到远方》等。一次获上海青年文学奖。两次获《萌芽》文学奖。一次获《上海文学》奖。中篇报告文学《鲲鹏展翅》获中国作协1990~1991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杂文《资源与陷阱》获2006年全国报纸副刊金奖。2004年被评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2008年获中国晚报杰出贡献奖。复旦大学特聘书院导师。


弄潮 | 付建林与上海的情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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